重庆市江北区“益心为公”志愿者王先生在辖区某商场无人收费停车场出口红和古，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支付停车费需先扫码关注某公众号，填写姓名、手机号等。在“前有杆，后有车”的情况下，本不想填写个人信息的王先生只能照做。
简单付个停车费，为何要提供车主这么多个人信息？扫码自助缴费后面隐藏着多少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套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如何保证？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执法和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办理了一些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日前，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部署开展2025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入场停车强制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就是此次行动重点整治的消费场景之一。
2025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联合向全国检察机关推广《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收集个人信息功能的检验方法》并下发工作提示，指导各地检察官通过对涉案App的静态和动态检验，确定涉案App是否具有收集个人信息的功能和权限，以及是否存在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停车场自助扫码缴费类App是检测重点之一。“我们希望以此作为‘小切口’，统一指挥打一场‘歼灭战’，护卫扫码停车安全便捷。”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解释说。
自助扫码支付停车费
让人方便让人愁
“扫码自助缴费，先缴费、后离场。”在不少付费停车场，自助扫码缴停车费已成为“标配”。采访中，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商圈停车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这里有四种支付方式：扫码、刷卡、ETC、现金，但大多数车主都选择扫码缴费，主要是为了方便。”
可是，在王先生这样的车主看来，扫码后需要填写诸多个人信息，根本就是“化简为繁”，而且让人不放心。王先生把情况反映给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后，2024年7月，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副主任雷蕾来到某商场无人收费停车场调查，发现王先生反映属实。在询问物业人员后，雷蕾得知，其实该停车场有其他不用关注公众号也能缴费的二维码和自助缴费机，但位置都比较隐蔽，消费者也不容易找到。“商场为了吸纳会员，增长公众号粉丝量，所以要求车主先关注公众号才能缴停车费。”雷蕾告诉记者其中缘由。
那次经历后，王先生索性把该停车场列入自己消费的“黑名单”，“以后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去了。”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主办检察官胡婷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多处停车场出口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消费者想出去只有扫码缴费这一种选择，不像扫码领奖品等‘可扫可不扫’的主动性场景，它更具有强制采集的性质。”
停车缴费人填写的个人信息去了哪里？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钱俊查看了当地某公众号后台，发现与该公众号绑定的停车场相关信息没有打码，没有模糊处理，后台存储的个人信息一览无余。湖北省潜江市检察院检察官则发现，在不需要身份验证的情况下，在某公众号输入任意一辆车的车牌号，就能查询到该车辆在本地各停车场的停车轨迹信息，包括入场时间、离场时间、停车地点、停车时长、缴费金额等行踪敏感信息。在广东东莞，这种查询范围，甚至由当地扩大到了全国。“扫码停车场景下采集的个人信息，极可能包括公民行踪轨迹信息，这类信息的敏感性与人身安全直接相关，一旦泄露，生活轨迹图谱可被精准画出，极易产生遭受诈骗、绑架等风险。”胡婷婷说道。
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中，扫描停车缴费二维码后，对显示内容进行查看分析。
通过强制车主扫码付费收集的个人信息是怎么被泄露的呢？在广东省东莞市第三市区检察院办理的广州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行踪轨迹信息一案中，广州某公司研发了查车软件，通过突破停车平台安全防护措施批量获取停车平台中车辆停车信息，为客户提供指定车辆的停车信息和跟踪车辆两种服务获利。“停车信息可以代查询，也可以租他们的查车软件自行查询；跟踪车辆则是他们联系‘贴手’，为指定车辆粘贴GPS定位器进行车辆跟踪。”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副主任刘敏玲介绍道，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期间，该查车软件存储客户查询车牌信息27万余条，涉及东莞市等多个停车场车辆入场时间及停车位置信息记录共1.2万条，非法获利约3万余元。“一旦管理不善红和古，停车扫码收集的个人信息还可能被内鬼倒卖，被数据共享的第三方滥用。随着数据量持续增长，关联度交叉叠加，风险指数也随之加大。”刘敏玲说。
检察公益诉讼
推动全链条综合监管
自2021年11月1日起，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检察机关被明确授权可以提起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不久，上海检察机关就关注到了扫码停车中强制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
2022年，针对辖区大型商场停车场要求消费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注册小程序并索取消费者姓名、手机号码甚至身份证号码、位置信息等个人信息后才能使用线上停车缴费功能，小程序无隐私政策，消费者无法查询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方式等必要信息，也无法得知撤回个人信息授权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角度，找到了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沟通，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对具有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等行为的涉案商场依法予以监管，并加大日常监管力度。收到检察建议后，徐汇区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涉案商场立即整改，并开展行政指导或处罚，对辖区商场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隐患进行排查。
为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多部门协同治理，2023年5月，上海市检察院与该市委网信办建立检察公益诉讼与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工作协同机制，明确日常联络、信息通报、线索移送、办案协作、培训交流等制度。2023年6月，上海市委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亮剑浦江·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将停车扫码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作为八个重点治理的消费场景之一。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可见，不同停车平台提供的服务不同，其收集个人信息的“最小范围”也不同。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王先生提到的某商场停车场等进行整改时，为了更精准找出不同停车平台中具体哪些设定涉及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联合该区委网信办，邀请技术人员进行分析研判，并列出问题清单。相关行政机关督促涉案停车平台对照整改。
现在，经过整改，“纯净版”停车缴费二维码已在上海、重庆、湖北等地上线。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缴费方式，扫码后页面显著位置显示隐私协议，隐私协议中有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方式等，还有撤回个人信息授权的途径和方法等，想要注册会员的车主被充分告知隐私政策后，可以填写个人信息。不想注册会员的车主仅需“扫码→输入车牌→确认缴费”三步即可完成支付，全程无广告干扰，无信息泄露风险。
重庆“纯净版”停车缴费二维码及扫码显示图。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体系内实际上承担了一定的补充执法的公法角色。行政公益诉讼天然契合这一功能定位，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使行政机关履职、纠正行政违法，正可直击此类失范行为的根本。”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申卫星评价道。
用好停车数据
为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除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从源头强化监管以外，检察机关还可以对违法主体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消除危险、赔礼道歉、赔偿公益损害等，以最大化消除风险，追究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例如，前述广东省东莞市第三市区检察院办理的案件，经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3年9月5日，法院判决认定广州某公司、阮某等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该公司罚金6万元，分别判处阮某等人三年至八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各并处3万元至8000元不等罚金；判令被告人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全部删除其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支付赔偿款3万余元。
胡婷婷介绍，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加强与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合作，增强协同保护各类消费场景个人信息安全的合力。申卫星建议，双方可以开展线索共享、共同调查、联合起诉等，提升公益诉讼的效率与影响力。例如，在扫码停车等场景中，消费者协会可以向检察机关上报涉及个人信息泄露或不当收集、使用行为，检察机关则可以进一步调查并提起诉讼。同时，在日常监督方面，双方可联合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联合执法机制，协同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投诉举报案件，提供畅通的投诉和维权服务，帮助消费者更好地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知情同意和查询、删除各项权益。
在邱景辉看来，检察机关办理停车消费场景的案件，既要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也要推动用于公共治理的公共数据有条件无偿使用。
如何让停车数据更好服务社会公共管理也是申卫星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推动数据处理者依法依规对原始数据进行开发利用，支持数据处理者依法依规行使数据应用相关权利，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停车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包括市政部门、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等在内的不同数据处理者主体。具体来说，市政部门收集的停车数据应当明确其公共数据属性，赋能城市管理。“对于城市交通方面而言，停车数据可以为缓解拥堵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结合车辆进出时间、停车时长等数据，预测区域交通潮汐规律，实时推送周边停车场空位信息。停车数据还可以用于支撑文旅产业与消费场景精准赋能，景区停车场通过车牌属地识别游客信息，结合停留时长推荐定制化旅游线路，融合停车数据与景区门票、酒店预订数据，可构建游客画像，为文旅项目投资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实行的“智慧停车”就是停车数据优化升级停车服务的一个体现，通过对停车时长、区域热力、历史停车记录的分析，动态调整收费标准以平衡供需，推动错峰共享模式，释放闲置资源。“‘智慧停车’平台除了扫码缴费功能，还需要依法收集更多必要的个人信息，各职能部门要配套完善相关监管措施，确保处理信息符合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同时，相关算法也需要纳入监管范围。”邱景辉强调。
让扫码技术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伊彤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等负面问题。
一些不良商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甚至有些不法分子通过在二维码中植入恶意代码，盗取用户信息。这会带来一系列恶果：一是导致个人隐私泄露，二是可能引发信息安全风险，三是可能引发数据安全问题，动摇公众对扫码技术的信任。
不久前，我有幸随同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检察官赴浙江杭州，参加了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调研活动，了解到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防护方面付出了卓越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4月30日，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向全国检察机关推广《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收集个人信息功能的检验方法》，希望它能成为护卫老百姓个人信息安全的有力武器。
当然，反电信网络诈骗不仅仅是公检法的事，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公众都应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政府部门应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研究机构要加强反网络诈骗和反电信网络暴力方面的技术研发；App运营者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主动自查自纠，规范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行为；广大App使用者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红和古，维护好自身权益。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同时也能让扫码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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